读《资治通鉴》2153——政治斗争是残酷的
原文：
天监十四年（公元515年）
魏尚书裴植，自谓人门不后王肃，以朝廷处之不高，意常怏怏，表请解官隐嵩山，世宗不许，深怪之。及为尚书，志气骄满，每谓人曰：“非我须尚书，尚书亦须我。”每入参议论，好面讥毁群官，又表征南将军田益宗，言：“华、夷异类，不应在百世衣冠之上。”于忠、元昭见之切齿。
尚书左仆射郭祚，冒进不已，自以东宫师傅，列辞尚书，望封侯、仪同，诏以祚为都督雍、岐、华三州诸军事、征西将军、雍州刺史。
祚与植皆恶于忠专横，密劝高阳王雍使出之；忠闻之，大怒，令有司诬奏其罪。尚书奏：“羊祉告植姑子皇甫仲达云：‘受植旨，诈称被诏，帅合部曲欲图于忠。’臣等穷治，辞不伏引；然众证明昞，准律当死。众证虽不见植，皆言‘仲达为植所使，植召仲达责问而不告列’。推论情状，不同之理不可分明，不得同之常狱，有所降减，计同仲达处植死刑。植亲帅城众，附从王化，依律上议，乞赐裁处。”忠矫诏曰：“凶谋既尔，罪不当恕；虽有归化之诚，无容上议，亦不须待秋分。”八月，己亥，植与郭祚及都水使者杜陵韦俊皆赐死。俊，祚之婚家也。忠又欲杀高阳王雍，崔光固执不从，乃免雍官，以王还第。朝野冤愤，莫不切齿。
柏杨白话版：515年（南梁·天监十四年 北魏·延昌四年）
国务院执行官（尚书）裴植，自己认为门第家世不低于王肃，可是自从献出寿阳，归附北魏帝国（裴植叔父裴叔业据寿阳投降北魏，参考五〇〇年正月）以来，觉得中央政府给他的官位不高（当时任命裴植当兖州【州政府瑕丘】州长），一直愤愤不平，上疏辞职，请准许他到嵩山（中岳·河南省登封县北）隐居。八任帝（宣武帝）元恪不准，而且深感奇怪。后来，擢升裴植当国务院执行官（尚书），当了国务院执行官后，性情大变，态度傲慢，不可一世，常对别人说：“并不是我需要国务院，而是国务院需要我。”每次进宫参与重大事项讨论，都趾高气扬，最爱当面讥讽其他官员，又上疏攻击征南将军田益宗说：“汉人和夷人不是一类，他的官位不应在百代都是官宦世家高贵人物之上。”于忠、元昭看了，怒不可遏（于忠、元昭，都是鲜卑人，属于裴植所说的夷人）。
国务院左执行长（尚书左仆射）郭祚，不择手段地急于升官，自认为是北魏帝元诩当太子时的教师（五一一年，郭祚兼太子少师），希望能封侯爵，加授仪同三司（宰相级）。而元诩下诏（于忠诏），任命郭祚当雍岐华三州（陕西省中部）军区司令长官（都督雍岐华三州诸军事）、征西将军、雍州（州政府设长安）州长。
郭祚与裴植，对于忠的专横都感不满，秘密向高阳王元雍建议：把于忠外放——当地方政府首长。于忠得到消息，暴跳如雷，命有关单位弹劾他们犯罪。国务院遂奏称：“羊祉（梁州州长）告诉裴植姑妈的儿子（裴植的表弟）皇甫仲达，说：‘受裴植指示，假装接到皇上诏书，集结私人军队，谋害于忠。’我们曾作彻底调查，被告虽然不肯承认，可是证据确凿，依照法律，应该处死。各种供词中虽然没有提到裴植，可是大家一致声称：‘皇甫仲达受裴植指使；裴植召见皇甫仲达责问，却不告知同事。’推测情形，说裴植不是皇甫仲达的同党，绝不可能。不应该当做一件普通刑事案件作减刑处分，应该跟诛杀皇甫仲达一样，对裴植也予诛杀。只是，裴植曾经亲率大军，献出城池，接受圣明君王的教化，依照法令，应呈请再作考虑（裴植属于“八议”范围），敬请裁决。”于忠假传圣旨说：“阴谋既然如此凶险，罪大恶极，不应宽恕。裴植虽然有归化圣明王朝的功劳，也不必再加讨论。应立即执行死刑，不必等到秋分以后。”（“秋分”之后，死刑犯才行刑。）
八月五日，裴植、郭祚及水利总监（都水使者）、杜陵（陕西省西安市南）人韦儁，全都奉令自杀（裴植年五十岁，郭祚年六十七岁，韦儁年五十七岁）。韦儁跟郭祚是儿女亲家。于忠又想杀高阳王元雍，崔光坚持不肯，于是，免除元雍官职，仍保留亲王身份，返回私宅。政府和民间对这场冤狱，深为愤恨，没有人不咬牙切齿。
读书笔记：裴植、郭祚不但把自己的怨望不满直接表露出来，而且企图把于忠逐出中央政府，这不但超出了他们的职权范围，也超出了他们的能力范围。政治斗争是残酷的，失败者往往只有死一条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