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内出轨、羞辱、冷暴力，谁来保护受害一方？
17日晚，某男星妻子发长文，控诉男方存在婚内出轨、婚前签署不对等协议保护财产，并被男方家人羞辱、冷暴力等，引起网友热议。夫妻在婚姻家庭中应履行什么义务？受害一方可以要求相应补偿赔偿吗？如何认定婚前忠诚协议、财产协议的效力？中新网就相关法律问题采访了北京德翔律师事务所主任、北京市律协民法专委会副主任安翔。中新网：婚姻中，一方存在婚内出轨等情况，如何维护另一方的权益，是否可以要求相应赔偿？安翔：中国执行法定一夫一妻制的婚姻模式，一切有违这一模式下的法律规定的行为，都违反了夫妻间的家庭忠诚义务，属于在婚姻生活当中的过错。民法典第1091条规定，存在以下情形之一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其中包括重婚、与他人同居、有其他重大过错等行为。根据法律，如果一方长时间、多次、多对象发生私生活混乱或有感情出轨等情形，请求赔偿是无过错方的一种权利。而按照一方在婚姻关系中的行为、对另一方的伤害程度，包括经济上、身体和精神上的伤害，到达一定程度，法官可以依据自由裁量权，按照重大过错进行认定。另外，在这个过程中，如果一方将夫妻共同财产用于婚外情对象开销，另一方还可以要求返还。中新网：夫妻双方在婚姻家庭中有什么义务？如女方在备孕、怀孕、产后哺乳育儿中，另一方应如何作为？安翔：夫妻双方在家庭生活中互负忠诚、扶助的义务。既包括经济上的帮助，也包括感情上的慰藉、生活上的照料。由于生理上的特点，人口生产的大部分工作只有女性才能完成，从孕期、产期、哺乳期，包括哺乳期之后，通常情况下都是女方付出更多，包括身体上遭受痛苦、生活状态上的改变。在这个过程当中，男方的确有义务加倍照顾和爱护妻子，与女方一起履行自己的家庭责任。中新网：如一方家人对另一方怀疑、羞辱、冷暴力，是否涉及家庭暴力？安翔：冷暴力和家庭暴力虽然都有“暴力”两个字，但在现在的司法实践中，家庭暴力通常仍指肢体上的暴力，将冷暴力划入其中的情形并不多见。当然，如果侮辱到达一定程度，已构成刑法或治安管理处罚法打击对象的情形时，显然会对被害人造成严重伤害，那么，即使没有身体上的伤害，这种侮辱行为也可能构成家庭暴力的内容。中新网：有网友提到，婚姻要提前签署忠诚协议。离婚案件中的忠诚协议及悔过书、保证书法律效力如何？安翔：忠诚协议在已出现裂痕的婚姻关系中时有出现。实践中，有部分裁判法官会考虑双方忠诚协议中的内容，在分割财产时予以侧重，但根据主流的裁判尺度，司法机关并不主张认定其效力。因为通常来说，忠诚协议是将一方行为与财产分割、子女抚养联系在一起，比如约定一方出轨，未来离婚时净身出户。一方面，它夹杂着人身方面的关系，而有时候人身方面的关系和行为不完全能与经济上挂钩，其次，一些协议内容与法律法规方面的规则也不完全一致，比如现在的法律中确实有对过错行为的打击，但达不到净身出户的程度。因此总的来说，忠诚协议相当于一直行走在法律的边缘。悔过书和保证书一般则被作为证据使用。比如出轨行为，一般无法在光天化日之下进行，另一方也不见得都能拿到相应证据，所以很多案件都出现了悔过书、保证书类似的文字内容，用以证明其中一方存在过错，来主张更多权利，比如损害赔偿、抚养权方面。从证据效力上，通常法院是会支持的。中新网：婚前约定财产分割有效吗？婚前约定了财产分割，但另一方婚后作为全职太太、全职丈夫照顾孩子和家庭，离婚时财产分割要注意哪些方面？安翔：婚姻中的财产协议是权利处分的行为，由权利处分主体行使权利，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婚前、婚姻存续期间、离婚时都可以签订财产协议，原则上讲，通常会被法院采信，作为最后分割财产的依据。同时，法律中也有在约定之外的法定倾斜规则，如民法典第1088规定，夫妻一方因抚育子女、照料老年人、协助另一方工作等负担较多义务的，离婚时有权向另一方请求补偿，另一方应当给予补偿。也就是说，即便双方事先签订了财产协议，但一方由于照顾家儿老小等原因付出了更多的努力，且对自己的工作机会产生较大影响，那么从公平原则出发，即便双方签订了财产协议，也可以按照这一规定在协议之外再行请求补偿。夫妻双方可以就补偿具体内容协商，协商不成，法院则可以依据一方在家庭当中所履行的更多义务和负担程度，以及对其影响程度等，本着公平原则进行裁判。如果本身是高收入阶层出现这类情形，可能酌定补偿数额会比较高。安翔：夫妻双方是在互动中形成的关系模式，好的家庭需要双方的正确选择和经营。从这一角度，其实没有绝对的受害者和加害者。家庭要有好的建设，要设定好自己的角色，处理好相关事务。法律上，现行法律设计了不少调整家庭关系的举措，但大部分属于事后救济。比如无过错方请求赔偿，又比如离婚时一方存在隐匿、转移、挥霍夫妻共同财产等情形，另一方可以在未来分割的时候，请求对方就这部分财产不分或少分。在民法典施行之前、旧的婚姻法语境下，司法实践中把握过错赔偿的尺度，通常会对过错认定要求比较严格，比如重婚本身已属于刑事犯罪，家庭暴力也需要到达特别严重的程度才能启动赔偿机制。而在民法典的语境之下，法律本身对此也没有特别严格的禁止。如果在司法实践当中，能够把过错认定的门槛降低，将更多过错行为纳入赔偿标准中，或许会起到更好的规制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