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党的光辉历史看“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

比如“凡是可捕可不捕的，都要坚决不捕”这句话的出处在哪里？在日常工作中，很多同志认为源自“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其实，这句话最早出自1962年初，毛泽东同志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毛泽东同志在会议上一共讲了六点意见，最后一个意见是“团结全党和全体人民”。在这个部分，毛泽东同志特别指出，“有一个捕人、杀人的问题，我还想讲一下”，“凡是可捕可不捕的，可杀可不杀的，都要坚决不捕、不杀”。最后强调“人要少捕、少杀”。其实，认真学习党史就会发现，这并不是毛泽东同志首次强调“少捕少杀”的问题，也不是单纯从刑事司法角度要求“少捕少杀”。众所周知，统一战线是我党的一大法宝。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言，“什么是政治？就是把我们的人搞得多多的，把敌人的人搞得少少的”。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正是为了争取最大多数人的支持，从团结全党和全体人民角度，从厚植党的执政基础角度，从讲政治的角度提出的司法要求。

2021年4月，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把坚持“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列入2021年工作要点，表明“少捕慎诉慎押”从司法理念上升为党和国家的刑事司法政策。在司法实践中，如何把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强调的“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落实好；不同司法机关如何在各自履职中形成理念上的共识；对社会大众而言，如何看待这“历史性的一跃”，进而给予最大的理解、宽容与支持，是需要深入思考的。

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总共进行了28年，这一时期，是党不断发展壮大并最终取得胜利的时期，也是刑事司法政策和理念逐渐发展、完善的时期。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公布的很多刑事司法政策，迄今为止仍然是打击犯罪、保护人权的重要指导思想，也是当前包括刑法、刑事诉讼法在内的不少法律的基本原则。例如，1929年在福建省上杭县古田村召开的“古田会议”，通过了由毛泽东同志主持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规定不准刑讯逼供、坚决废止肉刑。

1931年12月13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训令第六号——处理反革命案件和建立司法机关的暂行程序》明确规定，“在审讯方法上，为彻底肃清反革命组织及正确地判决反革命案件，必须坚决废除肉刑，而采取搜集确实证据及各种有效方法”……这些规定尽管比较简单，但总体上体现了“权力制约”“保障上诉权”“禁止刑讯逼供”“用证据说话”的基本法治思维，有助于克制滥捕滥诉滥押的冲动。

全民族抗日战争时期，关于刑事政策较为集中的表述，体现在毛泽东同志1940年12月所作的《论政策》一文。其中“锄奸政策”中提到，“决不可多杀人，决不可牵涉到任何无辜的分子。对于反动派中的动摇分子和胁从分子，应有宽大的处理。对任何犯人，应坚决废止肉刑，重证据而不轻信口供。对敌军、伪军、反共军的俘虏，除为群众所痛恶、非杀不可而又经过上级批准的人以外，应一律采取释放的政策。”“惟有实行上述各项策略原则和具体政策，才能坚持抗日，发展统一战线，获得全国人民的同情，争取时局好转”。即使是在政治斗争形势十分严峻的延安整风期间，毛泽东同志也多次指示过要坚持“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原则。

在毛泽东同志上述政策指引下，从1940年开始，山东、陕甘宁、冀鲁豫、晋西北等解放区纷纷实施人权保障立法，其中《山东省人权保障条例》规定，人民因犯罪被捕拘禁，执行机关应在24小时内移送审判机关，但逮捕时必须持逮捕状。凡判处死刑者，必须经主任公署批准后执行。这些规定完全符合现代法治和人权保障理念。

在解放战争初期，我党与国民党兵力对比差距悬殊。如果在敌我斗争中，坚持消灭每一个敌人，必然会增加胜利的难度。为分化瓦解国民党军队，最大限度争取团结，我党在千里挺进大别山之后、全国性战略进攻之前的1947年10月10日，由毛泽东同志执笔发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指出，“本军对于蒋方人员，并不一概排斥，而是采取分别对待的方针。这就是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

分别对待的刑事政策，在新中国成立后也得到延续。1950年6 月6日，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指出：“必须坚决地肃清一切危害人民的土匪、特务、恶霸及其他反革命分子。在这个问题上，必须实行镇压与宽大的政策，即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的政策，不可偏废。”在新中国成立初期颁布的《惩治反革命条例》和《惩治贪污条例》，都贯彻了这一政策思想。1951年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毛泽东同志进一步提出：“凡介在可捕可不捕之间的人一定不要捕，如果捕了就是犯错误；凡介在可杀可不杀之间的人一定不要杀，如果杀了就是犯错误。”为了使“慎用死刑”的思想落到实处，毛泽东同志还提出了严格的死刑审批复核程序和死刑缓刑的思想。

改革开放之后，少捕慎押的理念逐步细化并进入到立法程序之中。1979年2月23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逮捕拘留条例》。同年3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关于认真执行逮捕拘留条例的通知》,就规范做好审查批捕工作提出明确要求。5月15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向中共中央报告,特别指出：“各级人民检察院在批捕工作中，必须坚持毛主席关于捕人要少和可捕可不捕的坚决不捕的重要指示，对批准逮捕的人犯，必须按照逮捕拘留条例规定的‘主要犯罪事实已经查清、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有逮捕必要’三个条件，严格掌握。”6月26日,中共中央批转了这个报告。《中华人民共和国逮捕拘留条例》奠定了我国逮捕制度“证据标准”“刑罚标准”和“必要性标准”的法律基础，进一步明确和规范了检察机关审查逮捕职能。1979年7月1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及后来的几次刑事补充立法，总结历史经验，全面集中地体现了惩办与宽大的政策。

回顾中国共产党百年来的历史经验，正如毛泽东同志在七千人大会上的发言一样，“少捕少杀”刑事政策一直是我党团结全党和全体人民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目的在于争取最大多数人的支持，厚植党的执政基础。在党的百年发展史上，无论是土地革命时期、延安整风时期、解放战争时期还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凡是重视“少捕少杀”刑事政策的阶段，往往是党领导人民进行各项事业取得更大成绩的时期，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进步相对较快，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较高；没有执行好“少捕少杀”刑事政策时，就容易出现打击扩大化现象，党的各项工作就会遭受挫折，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出现停滞甚至倒退，导致社会动荡，国乱民怨。战争年代如此，和平时期也是如此。由此可见，好的刑事政策在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处于重要地位，对于维护国家的稳定秩序发挥了巨大作用。

从更为广阔的视野来看，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不仅是我党的优良传统和历史经验，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重要内容。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中华法系凝聚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和智慧，有很多优秀的思想和理念值得我们传承”。天下无讼、以和为贵的价值追求，德主刑辅、明德慎罚的慎刑思想彰显了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智慧。“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就是习近平法治思想中德主刑辅、明德慎罚的慎刑思想的具体体现，就是对天下无讼、以和为贵价值理念的追求。进入新时代，坚持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不仅是继承和发扬我党历史经验、吸收中华法系精神智慧的需要，也有着更为现实的顺应刑事犯罪生态变化的需要。比如，据2020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近20年来，我国检察机关起诉严重暴力犯罪人数从1999年16.2万人下降到2019年的6万人，占比从19.6%下降至2.7%。与之相对应，判处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人数占比从1999年的约54.6%上升至约78.7%，特别是最高刑只有拘役的醉驾案件，占比达到近20%。正如有学者所言，在重罪比例下降、轻罪比例迅速增加、社会危险性较小的行政犯占多数的形势下，逮捕羁押作为最严厉的强制措施受到更加严格的限制是势所必然，确立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正当其时。

有些人可能会担心，坚持少捕慎诉慎押的刑事司法政策，意味着把更多的犯罪嫌疑人“放出来”，会不会导致社会治安的失序和转恶呢？其实，作为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一项具体政策，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只是对多数轻罪案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慎用逮捕、羁押、追诉，而对严重危害公共安全、严重暴力犯罪、涉黑涉恶等案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仍须依法从严追诉、从重打击。而且，其避免了逮捕泛化可能引发的对抗，防止本为轻罪的犯罪嫌疑人在监管场所“交叉感染”，也有利于修复被破坏的社会关系，以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以江苏省苏州市为例，在刑事案件总量占全省近1/5、外来人口犯罪比例超70%的情况下，审前羁押率虽然从2007年的86%降至目前的30%左右，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但犯罪嫌疑人的再犯率和公安机关的复议率都非常低，社会治安也在逐步向好。

进入新时代，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努力寻求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是时代的召唤、历史的选择。人民群众期待的盛世，也必然是一个法治昌明、良法善治的社会，是一个犯罪率低且和谐有序的社会。站在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起点上，从百年党史中汲取智慧、经历政法队伍教育整顿洗礼的检察人，当使命在心、责任在肩，在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指引下，与有关部门一道，勠力同心、攻坚克难，从“讲政治”的高度，扎扎实实做好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这篇“大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