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侵权责任纠纷案件的14个实务问题解答
前言：
《民事审判实务问答》是由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编写的权威审判指导丛书，全书聚焦民法典司法适用，详解315个民事审判实务前沿争议问题，回应民法典增规范与司法实践疑难要点，对司法实践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本期推送内容为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在《民事审判实务问答》中刊载的关于侵权责任纠纷案件的14个实务问题解答（2022版），欢迎分享、转发和收藏。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关于侵权责任纠纷案件的14个实务问题解答
实务问题一
问：死亡赔偿金能否视为遗产？
答：按照《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二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遗产是自然人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死亡时遗留”，意味着“遗产”应当是死者生前已经取得或者约定取得的财产，包括财产权利。遗产虽然不一定是现实权利，但它却是被继承人依法享有的固有利益。而“逸失利益”既非现实权利，也非固有利益，而是向后发生的未来可预期的收人损失。因此，仅仅从字面上将民法理论上的“继承丧失说”作望文生义的理解，将“死亡赔偿金”解释为“遗产”，是不正确的。从赔偿请求权的角度分析，“死亡赔偿金”既然是对具有“经济性同一体”性质的受害人家庭未来收入损失的赔偿，其前提当然是受害人因侵权事件而死亡。从时间顺序来看，应当是死亡事件发生在先，对由此产生的各项财产损失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发生在后。按照《民法典》第十三条的规定和民法理论，自然人的权利能力始于出生，终于死亡。
受害人一旦死亡，其权利能力即行终止，不再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当然也不能以主体资格行使损害赔偿请求权。通俗地说，“死亡赔偿金”并非“赔命钱”，也不是赔给死者的，死者在法律上和事实上都不能享有或者行使此项损害赔偿请求权。尽管人类基于感性直观，会将“死亡赔偿金”与死亡事实联系起来，在感情上把它理解为“赔命钱”，但这与“死亡赔偿金”的法律性质及其赔偿请求权的行使毕竟是两回事。“死亡赔偿金”在内容上是对构成“经济性同一体”的受害人近亲属未来收入损失的赔偿，其法律性质为财产损害赔偿，其赔偿请求权人为具有“钱袋共同”关系的近亲属，是受害人近亲属具有人身专属性质的法定赔偿金。因此，“死亡赔偿金”不是遗产，不能作为遗产被继承，死亡受害人的债权人也不能主张受害人近亲属在获赔死亡赔偿金的范围内清偿受害人生前所欠债务。
实务问题二
问：侵权人承担的人身损害赔偿金额中应否扣减保险机构赔付的款项？
答：社会保险与商业保险合同关系和侵权民事关系是不同的法律关系。受害人提起的是侵权损害赔偿之诉，侵权人对其侵权行为给甲造成的医疗费损失应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受害人获得保险赔付不应成为减轻侵权人的责任的理由。侵权人赔偿后，受害人与保险机构的关系可以另行处理。
实务问题三
问：当事人一方以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物品受损而主张精神损害赔偿，是否应获支持？
答：可以认定为精神损害，能否获赔须结合具体情形判断。实践中，经常出现一方以具有人格纪念意义的物品(如相片、手镯、信件等)被另一方损害为由，主张精神损害赔偿。对此，主张方的依据往往是2020年修正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因人身权益或者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受到侵害，自然人或者其他近亲属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的规定，而另一方则以《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八十三条第一款“侵害自然人人身权益造成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精神损害赔偿”之规定作为根据，认为财产损害不能主张精神损害赔偿。对方这一抗辩不能成立。《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八十三条在原有的《侵权责任法》(已废止)第二十二条的基础上，增加了第二款，即“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侵害自然人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造成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精神损害赔偿。”我们认为，《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八十三条第二款与2020年修正后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明确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受到侵害时的财产损害可以主张精神损害赔偿，并明晰了其适用情形。此时，当事人可以以其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遭受损害为由要求侵害人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至于能否成功获赔，当事人还须证明侵害人主观上具有“故意或重大过失”，并且当事人遭受了“严重精神损害”等要件。
实务问题四
问：患有精神病的无劳动能力人在交通事故发生前一直未参加工作，现因交通事故致残，侵权人应否赔偿残疾赔偿金？
答：受害人因交通事故受伤害已经遭受了严重的肢体痛苦，且人的生命价值并无本质上的区别。《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七十九条规定：“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营养费、住院伙食补助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人。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辅助器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该规定对残疾赔偿金的赔偿并没有规定例外的情形。因此，残疾赔偿金的计算与受害人在交通事故前是否具有劳动能力并无必然联系，如受害人因交通事故受伤构成伤残等级的，对残疾赔偿金部分仍应予以支持。
实务问题五
问：在道路交通事故案件的审理中，原告一直未作伤残等级鉴定，并且每年都有新发生的治疗费用，此种情况应如何处理?
答：就因伤持续治疗费用在审判实践中应当如何认定的问题，首先需要确定因伤治疗是否终结。是否治疗终结属客观性评定标准，双方当事人对治疗终结意见不一致时，任何一方都可以提起鉴定申请。如果相对方不进行必要的配合，则可以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十五条关于“一方当事人控制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交，对待证事实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控制人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该主张成立”的规定，认定治疗终结，进人伤残鉴定。对已经进行伤残等级鉴定后的持续治疗，其治疗必要性以及与交通事故之间关联性的举证责任在于伤者。换言之，对于交通事故发生后一直未作伤残鉴定的，伤者可以申请鉴定伤残等级，就已经支出的治疗费用和经鉴定评估后将来需要支出的治疗费用请求侵权人赔偿。若在此赔偿范围之外，伤者在此后有新产生的治疗费用，此时可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八条“裁判发生法律效力后，发生新的事实，当事人再次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的规定，另行提起损害赔偿之诉。此处新的事实为伤者发生了新的损害事实，即伤者新产生的治疗费用。在新的诉讼中，伤者作为主张存在侵权法律关系的当事人，应当对存在新的损害事实及其与交通事故的因果关系承担证明责任。至于伤者的证明活动如何达到证明标准，最恰当的方式依然是鉴定。
实务问题六
问：未与未成年子女形成抚养关系的继父母是否应当承担因未成年子女致人损害时的赔偿责任？
答：未与未成年子女形成抚养关系的继父母无须承担赔偿责任。虽然《民法典》第一千零六十八条规定：“父母有教育、保护未成年子女的权利和义务。未成年子女造成他人损害的，父母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但该法第一千零七十二条第二款规定：“继父或者继母和受其抚养教育的继子女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适用本法关于父母子女关系的规定。”根据这一规定，你在结婚时与丈夫达成了不收养其与前妻生育的儿子的婚前协议，你与丈夫之子并未形成抚养教育关系。因此，只要你向受诉法院说明这一情况，基于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且你们的这一约定不具备法定无效事由，法院不会判决你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实务问题七
问：患者提出的病历异议成立，是否能够依此认定医疗机构承担侵权责任？
答：《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应当按照规定填写并妥善保管住院志、医嘱单、检验报告、手术及麻醉记录、病理资料、护理记录等病历资料。”据此，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应当按照规定填写并保管相关病历资料。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书写病历，应当符合《病历书写规范》的相关规定。但是，根据《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一十八条的规定，“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或者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因此医疗侵权责任的构成，必须符合医疗行为、过错、因果关系和损害后果的构成要件。病历书写或保管存在过错，不能满足侵权责任的全部构成要件，因而不能仅仅因患者提出的病历异议成立而认定医疗机构承担侵权责任。在本案中，如果患者意图通过存在异议的病历而主张医疗机构承担侵权责任，则患者还需要证明医疗机构对该病历的出具具有过错、患者遭受了损害、损害与异议病历存在因果关系等构成要件。若患者仅能证明病历有误，此时不满足医疗机构承担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患者据此要求医院承担责任的请求不能获得支持。
实务问题八
问：未投保交强险的车辆与行人发生交通事故的，赔偿责任如何认定？
答：《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七条规定：“国家实行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制度，设立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这一规定表明，机动车的所有人具有投保交强险的法定义务，目的在于发生交通事故后，承办交强险的保险公司能够依据保险合同的约定，及时赔付受害人所受到的人身、财产损失，保护受害第三者的权益。该法第七十六条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的部分，按照下列规定承担赔偿责任：……”该规定明确了机动车在已投保交强险的情形下的责任负担方式，即发生交通事故后，首先由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限额之外的损失按照交通事故双方当事人的责任程度负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如果车辆所有人未投保交强险，即是违反了法定义务，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这种法律责任就是《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的交强险限额内的赔偿责任。这种责任的承担与机动车是否具有过错无关，只要事故发生就要赔偿。对于限额之外的部分，则按照事故责任的认定确定赔偿数额。简言之，就是在题述的情形下，先由肇事机动车一方承担本应由保险公司赔偿的限额，其余的损失再按交通事故双方当事人的责任程度分担赔偿数额。
实务问题九
问：在一起交通事故中，受害人能否基于不同的法律关系向不同的相对人分别提起诉讼要求赔偿——出租车在运营中，与一货车相撞，致使乘客受伤，货车负全责。乘客起诉货车，要求其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法院判决货车方赔偿10万元。但在执行时，货车方无力支付全部赔偿款，只支付了2万元，在此情况下，乘客能否以出租车方违约为由，要求出租车方承担赔偿责任?
答：在这起交通事故之中，涉及了两个法律关系，即人身损害赔偿关系和运输合同关系。这两个法律关系涉及的当事人不同，人身损害赔偿关系发生在乘客与货车方之间，而运输合同关系发生在乘客与出租车方之间；法律关系的性质不同，乘客与货车方之间是侵权法律关系，乘客与出租车方之间是运输合同关系；诉讼标的不同，乘客与货车方的诉讼标的是要求损害赔偿，乘客与出租车之间的诉讼标的是要求承担违约责任。《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五)项规定：“对判决、裁定、调解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案件，当事人又起诉的，告知原告申请再审，但人民法院准许撤诉的裁定除外。”这是《民事诉讼法》中对“一事不再理”原则的规定。“一事不再理”原则的适用对象是当事人同一、法律关系性质同一、诉讼标的同一，且已经由法院作出了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的诉讼。故基于上述不同，这起交通事故中的三当事人之间可以形成两个独立的诉讼，不能产生“一事不再理”的法律后果。如果乘客分别提起两个诉讼，不违反《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但应注意，《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八十二条规定：“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财产损失的，按照被侵权人因此受到的损失或者侵权人因此获得的利益赔偿；被侵权人因此受到的损失以及侵权人因此获得的利益难以确定，被侵权人和侵权人就赔偿数额协商不一致，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由人民法院根据实际情况确定赔偿数额。”可见《民法典》所确立的损害赔偿原则是填补原则，即受害人有损害或加害人有获益才有赔偿，且损害或获益实际发生多少，赔偿就赔付多少。这起交通事故给乘客造成的损失是10万元，并且生效民事判决已经对该损失的赔偿义务主体和数额作出了判决，在法律意义上，乘客的损害已经得到了赔偿。如果乘客再提起违约诉讼，其诉讼请求的赔偿额不应包括其侵权诉讼中已经判赔的数额，否则，其诉讼请求可能不会被支持。
实务问题十
问：赔偿权利人在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确定的残疾赔偿金计算年限届满后仍然生存，能否继续请求赔偿义务人支付残疾赔偿金？
答：《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十二条第一款规定：“残疾赔偿金根据受害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或者伤残等级，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人标准，自定残之日起按二十年计算。但六十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七十五周岁以上的，按五年计算。”实践中，人民法院根据该规定确定的赔偿义务期间届满后，赔偿权利人仍然可能继续生存。如果赔偿权利人没有劳动能力和生活来源，参照《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十九条规定精神，超过确定的护理期限、辅助器具费给付年限或者残疾赔偿金给付年限，赔偿权利人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继续给付护理费、辅助器具费或者残疾赔偿金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这是因为残疾赔偿金属于继续性发生的费用，在人民法院确定的赔偿期限届满后，如果赔偿权利人仍然生存，且没有劳动能力和生活来源，则将继续产生赔偿费用，只要损害事实仍然存在，赔偿权利人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的诉权不应受到诉讼次数的限制。
在此情况下，人民法院如何确定赔偿期限，法律、司法解释没有明确规定。一种观点认为，应当综合考虑受害人的年龄、身体状况等相关因素后，以1年期为单位确定赔偿期限。但是这种做法就需要赔偿权利人在生存年限内，每年都到人民法院起诉，无疑增加了赔偿权利人的诉讼成本，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且没有直接的法律依据。另一种观点认为，应当继续参照《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十九条的规定，“…..赔偿权利人确需继续护理、配制辅助器具，或者没有劳动能力和生活来源的，人民法院应当判令赔偿义务人继续给付相关费用五至十年”，即在5~10年的期限内确定赔偿期限。一方面，这样操作有司法解释规定作为依据；另一方面，在5~10年确定赔偿年限可以减轻赔偿权利人的诉讼负担，同时也符合《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确立的定型化赔偿原则。比较而言，后一种观点更加符合侵权法确定的保护民事主体合法权益的立法目的。
实务问题十一
问：被扶养人生活费是否仍然属于人身损害的赔偿范围？
答：2020年修正前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本文以下简称《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十七条第二款、第三款曾规定，受害人因伤致残的，其因增加生活上需要所支出的必要费用以及因丧失劳动能力导致的收入损失，包括残疾赔偿金、残疾辅助器具费、被扶养人生活费，以及因康复护理、继续治疗实际发生的必要的康复费、护理费、后续治疗费，赔偿义务人也应当予以赔偿。受害人死亡的，赔偿义务人除应当根据抢救治疗情况赔偿本条第一款规定的相关费用外，还应当赔偿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补偿费以及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其他合理费用。简言之，侵害生命健康权的，应支付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和被扶养人生活费。然而，《侵权责任法》(已废止)第十六条、《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七十九条都仅仅规定了残疾赔偿金和死亡赔偿金。这曾引起过广泛的疑问，即被扶养人生活费是否应当赔偿?从立法解释上来说，一般认为《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七十九条的规定承继了《侵权责任法》(已废止)第十六条的规定，改变了既有法律和司法解释关于死亡赔偿金、残疾赔偿金和被扶养人生活费的关系，原来司法解释规定的死亡赔偿金、残疾赔偿金并不包含被扶养人生活费，但是现在被扶养人生活费已经被《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七十九条的死亡赔偿金、残疾赔偿金吸收了。事实上，早在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若干问题的通知》(法发〔2010〕23号)第四条第一款就已规定，“……如受害人有被扶养人的，应当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将被扶养人生活费计人残疾赔偿金或死亡赔偿金”。将被扶养人生活费纳人受害人的残疾赔偿金和死亡赔偿金中计算，也是我们一直以来的做法。
然而，《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于2020年修正后删除了原第十七条，增加新的第十六条规定“被扶养人生活费计人残疾赔偿金或者死亡赔偿金”。这一新规定不仅明确了被扶养人生活费必须赔偿，而且彻底厘清了其与残疾、死亡赔偿金的关系，即被扶养人生活费并非与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并列，而是后两者的一部分。该新规定与《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七十九条形成了良好的解释回环。《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七十九条仅规定了残疾赔偿金和死亡赔偿金，没有单列被扶养人生活费一项，这恰恰是因为被扶养人生活费已被吸收在了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之中。因此，总的来说，《民法典》规定的死亡赔偿金、残疾赔偿金等于司法解释规定的死亡赔偿金、残疾赔偿金和被扶养人生活费之和，被扶养人生活费仍是人身损害赔偿的范围。
实务问题十二
问：两次伤残鉴定，受害人的误工费应算至哪一次定残日前一天？
答：理论上，对受害人的赔偿采用完全赔偿原则，受害人受伤之日至定残日之前一日的误工损失与定残之后的残疾赔偿金之和正好是对其所受伤害的完全赔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第二款规定：“误工时间根据受害人接受治疗的医疗机构出具的证明确定。受害人因伤致残持续误工的，误工时间可以计算至定残日前一天。”具体而言，误工的时间应当根据受害人接受治疗到康复所需的时间确定，其标准以相应医疗机构出具的证明为依据。受害人因伤致残或者死亡的，误工时间应当计算至定残日的前一日或者按照实际误工损失时间计算。据此，这里所指的定残日应是指被法院确认有法律效力的伤残鉴定结果作出之日。本案中第一次伤残鉴定结论是没有法律效力的，故应以第二次伤残鉴定结论作出的时间来确定误工费的数额。因此，笔者认为，第二种意见是正确的。
实务问题十三
问：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能否按照人身损害行为或者结果发生时的统计指标计算？
答：《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二十二条第二款明确了损害赔偿计算的标准时为一审法庭辩论终结时：“‘上一年度’，是指一审法庭辩论终结时的上一统计年度。”该规定主要基于以下考虑：第一，涉及损害赔偿计算标准时的主要是残疾赔偿和死亡赔偿，其对赔偿权利人利益损失的填补主要是指向未来，因此，确定以最接近实际填补时间的事实审言词辩论终结时作为损害赔偿计算的标准时符合赔偿未来财产损失的本质特征，对受害人利益的保护较为合理。第二，侵权行为发生时与诉讼行为发生时通常存在时间差，个别情形时间间隔还比较长，而物价指数的上涨因素等并未在计算中予以考虑。我国侵权责任相关规定应当以充分保障受害人的合法权益为价值基础，如果仍然按照侵权行为发生时的较低统计指标计算损害赔偿额，犹如“刻舟求剑”，受害人难免会因物价指数上涨而有蒙受赔偿“缩水”之虞；赔偿义务人则会因违反诚信原则故意拖延赔偿而获取不当的期限利益，故以侵权行为发生时为损害赔偿计算的标准时不利于对受害人的公正补偿。第三，赔偿以损害事实的确定为基础，而事实审言词辩论终结时即为损害事实确定时，以此作为损害赔偿计算的标准时亦有法理依据。综上所述，司法解释的规定充分考虑了损害填补的实际发生时间与损害填补的利益的未来指向，更好地平衡了赔偿权利人与赔偿义务人双方的利益，具有合理性，审判实践中应当遵照执行。
实务问题十四
问：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是不是精神损害抚慰金？
答：着审判实践的发展和理论认识的进步，将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与精神损害赔偿的性质进行明确区分已经逐渐成为共识。于2020审判第一庭编《民事审判实务问答》、律政讲坛
